1号按：4月13日，歌王之战将《歌手》推向了本季的巅峰时刻。除了婕茜作为第一位外国歌手拿下《歌手》的歌王荣誉外，我们也应该记住，在这台顶级视听盛宴上所呈现的足够经典、值得流传的作品，比如华晨宇与邓紫棋天作之合的《光年之外》。而本文，在《歌手》落幕之际，1号希望跳脱出节目本身，谈一谈更高纬度下对《歌手》这一经典节目的理解。
毋须讳言，电视的影响力正在被新兴媒体分流。即便如此，我们似乎也应该不至于陷入惶恐地、矫枉过正地，低估电视的当下价值与未来价值。
比如《歌手》。
在1号看来，《歌手》的价值，已然超出了一档电视综艺本身。它甚至代表的是中国当下电视文化的巅峰，代表着电视作为依旧保持主流话语权的超级媒体，引领、形塑、改变当下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
第一重胜利：超越现场文化
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有一个著名观点：
他认为，伴随着大众媒体而兴起的复制文化，抹煞了现场文化独有的灵晕。虽然，大众文化让大众获得了艺术享受，但是现场文化的艺术性被削减。换言之，在他的认为中，艺术的现场性是高于荧幕性的。
这一理论，即使到当下，也是普遍适用的。许多的艺术作品，不管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等，我们亲临现场所感受的观感甚至会产生迷醉一般的艺术眩晕，然而，当电视文化将其带入到大众视野，虽然让更多人看到了卢浮宫的画作、看到了百老汇的大秀、看到了安东尼奥高迪的建筑，但是其审美体验的确隔了一层。
包括音乐。在荧幕前的审美体验，也的确不如现场甚至不如CD。
然而《歌手》的出现，几乎可以说，标志着电视文化下的音乐审美超越了现场体验的一种胜利——它把一个音乐作品的完整性升级的更加复杂、多元而高超。它不但需要音乐本身的精巧，需要有现场音乐也必要的华美舞台、音响条件、精致服饰、气氛烘托，还需要电视文化下独有的对歌手微表情、微眼神、微动作的考验与雕琢，前期拍摄导演对各个景别、各个机位的严密设计，后期剪辑特效对节目节奏、节目氛围、节目声音的二次创作，因而，它几乎重新定义了一个音乐作品的完整性。可以负责任地说，《歌手》所带来的音乐体验，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现场表演。
△华晨宇、邓紫棋表演《光年之外》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音乐节目都超越了现场体验。但作为中国电视文化中目前在审美性上最为巅峰的一个节目，《歌手》宣誓了电视文化能够超越现场文化的一种可能，只要做得够极致、够精良，电视文化下所呈现的音乐性，是能够凭借着在细节上、在节奏上、在加工上的优势，超越现场文化的艺术价值，成为兼顾高级审美与大众传播的艺术作品。
第二重胜利：重塑行业法则
《歌手》代表电视文化的第二重胜利，是它正在改变工业型音乐文化的评价标准与成名模式。
在卡带时代、音乐时代之下的音乐艺人，是相对容易被公司进行操纵与包装的，公司可以有意识地对艺人进行藏匿与曝光，呈现给歌迷一个他们想要歌迷买单的艺人形象。被藏匿的，不仅只有他们的真实个性，甚至还有他们的真实歌艺。
然而，《歌手》则完全戳穿了这一切的伪饰，还原一个歌手最真实、最本我、最去公司化、去运营化的一面，歌手必须真实地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天赋才艺，赢得在电视文化下的新一代粉丝的青睐。
在《歌手》中，有两大内容体系：
其一，是音乐表演。
在电视文化下，观众感受与评估一位歌手的魅力，不仅仅是音姿，不仅仅是唱功，放大在《歌手》的特写镜头之下的，是他们细节的表情、眼神、动作，音乐的感染力、肢体的感染力、神奇的感染力，共同塑造了这位歌手的某种魅力。因此，《歌手》对歌手提出了比过往的流行文化、音乐文化更高阶的要求——具备上镜性的歌手才是能在这个时代下成名的歌手。
比如，在第12期的突围赛中，李泉的表演就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种“上镜性”的重要性。他在本场竞演中带来了《SunnyII》，该表演不但获得了观众的高票声援，亦获得了同台竞演歌手的一致好评。这个作品，好在哪儿呢？因为旋律本身的戏剧感，让它足够“上镜”；因为李泉用他的眼神、表情、动作、服饰以及声音，共同创造了一个几分雅痞几分古怪的人物形象，让它足够“上镜”。所以，在电视文化下，一个爆款音乐的打造或者一个爆款歌手的打造，是与以往的流行文化、音乐文化所截然不同的。它要有更“上镜性”的音乐，更“上镜性”的性格，更“上镜性”的表演。自然，标准多了，难度大了，对歌手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李泉表演《SunnyII》
其二，是真人秀纪录。
即使包装得再严丝合缝，歌手的真相都会在《歌手》的纪录下无所遁形。在电视文化下的音乐时代，观众喜爱一个歌手的理由可能更加的感性，他们会因为喜欢这个人的个性，进而对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表达，有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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