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充满了剧院。底层社会的剧院中，日常上演的是贴近生活而有力的戏剧。底层社会默默展现自己的故事。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年-年）是底层社会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描绘欲望的出色画家。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新书《简洁如照片》近日出版，本文选摘自该书。一天晚上，在床上，你问我最喜爱的画家。我犹豫良久，寻找不为人知却最真实的答案：卡拉瓦乔。回答完我有点吃惊。这世上有比他更高贵、视野更开阔的画家，还有我无比敬仰也值得人们仰慕的画家。但是我下意识的回答，说明我与卡拉瓦乔更近，对他感觉更亲切。在我无比低调的画家生涯中，只有寥寥画作我可能还愿意再看，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在意大利港口城市利沃诺(Livorno)街道上所作的那些画。当时这座城市经历战争，满目疮痍，贫穷。正是在那里，我才开始了解到穷人的聪明才智。也正是在那里，我产生了尽可能远离当权者的想法。事实证明，这种厌恶是终生的。
OttavioLeoni《卡拉瓦乔肖像》图源：wikipedia
我和卡拉瓦乔的共鸣始于利沃诺。他是首屈一指的写实画家，描绘着普通民众——穷街陋巷的人，无套裤汉，流氓无产阶级，下层社会、底层社会和黑社会。在传统的欧洲语言中，还没有语言(像他的画那样)对城市贫民既不污蔑贬损，也不颐指气使。这就是力量。继卡拉瓦乔之后，其他画家如布鲁维尔、奥斯塔德、霍加斯、戈雅、籍里柯和古图索，都描绘了同样的社会环境。但这些画家不管有多伟大，其作品都是风俗画，只是为了向其他人展示这些人多么不幸或生活在何等危险中。但对于卡拉瓦乔来说，他不是在呈现某个场景，而是表现观看本身。他不是为别人描绘下层阶级，他也将自己的观察融入其中。在艺术史书籍中，卡拉瓦乔被列为革新明暗对比手法的大师，也是后来伦勃朗等人所使用的光影技巧的先驱。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观察当然可以称得上是欧洲艺术发展的重要一步。卡拉瓦乔于是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高雅艺术与荷兰本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艺术之间的桥梁，这种连接创造了新的空间——黑暗和光明对比的空间。(对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家而言，指责已成家常便饭。)卡拉瓦乔其实是个名叫米开朗琪罗的男孩，他出生在贝加莫市(Bergamo)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离我的一个意大利木版雕刻师朋友的住所不远。他脑中和眼中的光与影，有着深刻的个人意义，与其欲望和生存本能纠缠在一起。正是通过这一点，而非通过艺术史逻辑，他的艺术与下层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用明暗对比的手法驱散日光，认为阴影就像四堵墙和屋顶一样提供了庇护。无论画什么，在哪里画，他都只在室内作画。在画作《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RestontheFlightintoEgypt)或是他心爱的《施洗者约翰》(JohntheBaptists)中，他不得不在背景中添加一道风景。但这些风景就像挂在院子里的地毯或窗帘一样。他只有在家里——不，哪里也不行——只有在“屋里”才感觉比较自在。
卡拉瓦乔《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年，藏于罗马多利亚潘菲利美术馆
画面的黑暗中弥漫着烛光、熟透的甜瓜和准备第二天晾晒的湿衣服的味道，这黑暗存在于楼梯间、赌场的角落、廉价的住所、突然的邂逅中。希望不在于黑暗中会闪耀光芒，而在于黑暗本身。虽然黑暗所提供的庇护只是相对的，但是这种明暗对比生动地揭示了暴力、痛苦、渴望和死亡。连同日光一起被去除的还有距离与孤独，这两样都是底层民众所恐惧的。那些生活不稳定、习惯拥挤生活的人会对开放空间有恐惧心理，这种恐惧抚平了空间和隐私的缺失所带来的沮丧。他也经历过同样的恐惧。《圣马太蒙召》(TheCallingofSt.Matthew)描绘了五个人围坐在平日的桌子旁，讲故事、闲聊、吹牛、数钱的场景。房间里灯光昏暗。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两人进来时，屋内依然喧哗着，光线射入屋内。(美国艺术评论家贝伦森写道，其中一人就是耶稣，他像警察抓捕犯人一样推门而入。)马太的两个同伴不愿抬头，另外两个年轻的同伴好奇又不屑地盯着陌生人。他为什么说疯话？谁罩着他，是那个一直说话的瘦子吗？税务官马太心思狡诈，比他的大多数同伴更不讲理，指着自己问：难道我必须去吗？真得跟着你们走吗？
卡拉瓦乔《圣马太蒙召》，-年，藏于罗马圣王路易堂
千千万万次离开的决定，就像耶稣这只手!这只手伸向了必须做出决定的那个人，但是手软塌塌的，让人有些琢磨不透。它指出了方向，却没有给出直接的鼓励。马太会站起来，跟着那个瘦弱的陌生人走出房间，穿过狭窄的街道，走出这个地方。他会写出《马太福音》，到埃塞俄比亚、里海南部和波斯传教，他也许会被杀害。这决定时刻的戏剧场面背后，房间顶端有一扇窗户，通向外面的世界。传统的绘画中，窗户要么被视为光源，要么被看作是透视外部自然环境或典型事件的框架。但这幅画中的窗户并非如此，窗户不透光，没有光线进来。窗外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幸好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外面肯定危机四伏。这是一扇只能传来坏消息的窗户。卡拉瓦乔是一位异端画家——教会因为作品题材拒绝或批判他的作品，尽管其中有些人也曾为他辩护。他把宗教主题转换成世俗悲剧。有人说，卡拉瓦乔画《圣母之死》(TheDeathoftheVirgin)时，以溺死的妓女为模特——这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画中死去女人的摆放样式，是穷人安葬死者的方式，哀悼的方式也都是穷人作派。身为穷人，仍在哀悼。
卡拉瓦乔《圣母之死》，-年，藏于巴黎卢浮宫
马里内拉(Marinella)和塞利农特(Selinunte)都没有墓地，有人去世，我们就把他拉到车站，送到卡斯特韦特拉诺(Castelvetrano)。我们这些渔夫聚在一起，向家属表示问候：“他是个好人。他死了真是个损失，他本来还可以活好多年。”然后我们去港口做生意，但我们会一直谈论死者，整整三天都不出去打鱼。亲戚朋友们至少会为哀悼者们提供一周的食物。[引自DaniloDolci,SicilianLives（NewYork:PantheonBooks,）,p.。由JustinVitiello译为英文。（作者注）]这一时期，矫饰主义画家创作了人物众多的混乱场景，但表达的精神大相径庭。人群被视作灾难的象征——就像火灾或洪水——表现出人间地狱的气氛。观者处于特殊的位置，看到的是一个宇宙般的剧院。相比之下，卡拉瓦乔的画面紧凑，只有一些人在狭小空间里挤在一起。底层社会充满了剧院，但绝对没有宏大的视觉效果，也和统治阶级的玩乐无关。底层社会的剧院中，日常上演的是贴近生活而有力的戏剧。正在进行的表演，随时会成为现实。没有受保护的空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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