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orldometer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7月1日6时，全球累计确诊已达万例，累计死亡超51.2万例。针对当前全球疫情的发展态势，当地时间6月28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发现证据并提出警示，但西方各国的卫生官员却一再继续推行存在误导和矛盾的政策，这导致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且持续的蔓延。他们对于新证据的抗拒，致使多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反应上有些迟缓。
她最早拉响警报：病毒可以在潜伏期传播
1月27日，正准备去吃晚饭的卡米拉·罗特博士接到了政府实验室的来电，她的一个病人新冠测试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据了解，罗特博士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专家，正是她发现了德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卡米拉·罗特博士的团队是最早发出警告的团队之一。图据《纽约时报》
而在那时，新冠病毒似乎离欧美国家还很遥远，死亡人数不到人，意大利的首例病例也尚未出现。当晚，罗特博士给几十名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她写到，“感染实际上可以在潜伏期传播。”
第二天，该病人所在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又有3名员工被检测出阳性，但他们的症状都非常轻微，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他们都不会成为检测对象，或被要求居家隔离。报道称，这家公司曾接待了跨国员工。
▲3月中旬，人们仍毫无防护地在巴黎卢浮宫前享受阳光。图据《纽约时报》
罗特博士认为，她必须拉响警报。罗特的老板迈克尔·赫尔舍博士立即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认为这一观察结果（跨国员工无症状）至关重要。”他写到。对方的编辑立即回复道，“什么时候能看到文章？”
1月30日罗特和赫尔舍迅速完成并提交了他们的文章，几个小时后，文章上线了，这是在关键时期进行的一次适度的临床观察。
罗特和同事是最早向世界发出警惕的人之一，然而，他们的警告却一再被忽视。
学术表达的细微差别导致意义完全不同
在罗特和赫尔舍提交论文之际，他们并不知道，在距离20分钟车程外的地方，另一组医生也在赶着发表一份报告。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正在做的事情，也没意料到彼此间一个小小的学术分歧，却在此后产生了全球性的“蝴蝶效应”。
这个由巴伐利亚卫生当局和德国国家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官员组成的团队，在巴伐利亚流行病学家梅尔·伯默博士的领导下，于慕尼黑郊区的一间办公室里展开壁画纸，用彩色笔追踪着感染路径。最终，该团队向另一份重要医学杂志《柳叶刀》提交了一篇文章，仅比罗特团队晚了3个小时。
▲罗特医生在慕尼黑一家养老院对志愿者进行检测。图据《纽约时报》
伯默博士称，自己团队的那篇文章也得出了与罗特类似的结论，但措辞略有不同。
罗特写的是，“在出现任何症状之前，患者似乎具有传染性”。而伯默的小组则写到，“患者在出现全部症状之前似乎具有传染性，此时症状非常轻微，人们甚至可能无法察觉。”伯默小组写信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对罗特博士团队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们认为，这场争论一触即发。
那个周末，赫尔舍接到了巴伐利亚卫生局局长安德烈亚斯·察普夫的“听着，柏林的人对你发表的文章非常愤怒。”
▲赫尔舍博士此前认为自己团队发表的就是一份简单的研究分析报告，但在那一刻他清楚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图据《纽约时报》
赫尔舍说，察普夫建议对罗特的论文措辞进行修改，并把他的名字换成政府工作组成员的名字，但赫尔舍拒绝了。他说，在那之前，他们认为自己发表的就是一份很简单的研究分析报告，但在那一刻他清楚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三种学术语义的争论到底谁对
2月3日，《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称罗特博士的报告存在缺陷。《科学》杂志报道称，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已致信《新英格兰杂志》对此提出质疑，并进行错误纠正。
很快，罗特博士的文章成为了仓促研究的象征。在推特上，她和同事们遭到了一众科学家及专家的蔑视。“它像一场巨大的海啸一样向我们袭来。”赫尔舍博士说道。
这场争论还盖过了慕尼黑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件。第二天（2月4日）早上，负责治疗慕尼黑新冠感染患者的克莱门斯-马丁·温特纳博士发表了一项惊人的声明，从当时所有的8名患者处采集的样本显示，新冠病毒在鼻子与喉咙中的含量比很高，说明病毒出现也早得多。这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自己感染前，病毒可能已开始传播。
然而，这一消息被埋没在了《科学》杂志报道引发的余波之中。如果说罗特博士的论文暗示了各国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抗击新冠病毒，那么，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反驳则是对传统思维的含蓄辩护。
▲三月份，伦敦哥伦比亚路花卉市场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图据《纽约时报》
很快，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就宣布，罗特博士的报告存在重大错误。该机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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